梁启超的感慨与金融危机「转载 」
一九一八年底，梁启超率领一个半官方的考察团访问欧洲。除去他本人，团员中还有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都是中国年轻的一代知识精英。
考察团有双重目的，一是参加巴黎和会，另一个是拜访当时欧洲的一流知识分子，西方思想已大量涌入中国，他们迫切的想从他们身上获得更直接的指教。
此刻欧洲的景象，比中国代表团在和谈中受到的挫败感，更令梁启超感到触动。他们参观了曼彻斯特的工厂，巴黎的巴士底狱，在阿尔卑斯山等待日出，拜访了伊奥肯、伯格森的哲学家。欧洲给予他“一片沉忧凄断之色”之感，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毁效应，比他想象的更严重。
“谁又敢说那老英老法老德这些阔佬，也一个个像我们一样叫起穷来。靠着重利借债过日子？”，他在《欧游心影录》里写道，“谁又敢说那如火如荼的欧洲各国，他那[曾]很舒服过活的人民，竟会有一日要煤没煤，要米没米，家家户户开门七件事都要皱起眉来……”
这颓败景象甚至动摇了他一直以来的信念。自从一八九五年的公车上书以来，西方，尤其是英、德、法为代表的欧洲，一直是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榜样——古老的中国应向她们学习，它象征着科学、进步、理性。一九零三年前往美国访问时，他仍坚信，中国离西方世界的距离太大了，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但现在，梁启超开始觉得西方走得太过了。它不再是他眼中的共和制、物质昌盛、科学进步的希望，而是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贪婪与野心，他感慨说“谁又敢说（战前）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动摇起来”，“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一些西方人的悲观论调也确认了他的疑惑。一位美国记者塞蒙氏对他说，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他回美国就关起门来，等着中国文明输入进入拯救他们。
四十六岁的梁启超用了大半生试图向西方寻求中国重生之路，西方既令他充满希望，又让他沮丧。但此刻，欧洲的溃败似乎给他某种少见的信心，他准备要重估被他猛烈批判的中国文化遗产。这种信心还转化成自我陶醉，他对中国发出了这样的呼喊：“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在中国国内，很多人分享了他类似的情绪。比他更年长，曾经是亚当·斯密、赫伯特·斯宾塞的热烈翻译者的严复，在一九一八年给朋友信中写道：“……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
这种情绪最终在一九二三演化成一场“东方与西方”、“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如今看来，这场激情洋溢、人数众多的论战，混乱而经常错过重点，双方的论述经常被对方简化。人们记住了梁启超情绪激动的“科学破产”，从来没有注意到他后来的冷静补充：“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人们仅仅记住了梁漱溟的“东方注重精神、西方注重物质”，“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片面论断，而不知他想表达的是对过分功利主义的警觉。同样的，丁文江、胡适对科学精神的扞卫，也经常被误解为仍然相信“科学的万能”。
这场论战，也显示了日后中国很多争论的特征——它是高度一元思维的，结论总是非此即彼。科学获胜了，但是胜利中又充满了苦涩，科学变成了一种唯科学主义，它排斥怀疑精神，变成了一种教条与迷信，它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直到今天，仍带有着这种唯科学主义的特征。
那是个内心焦灼的年代。因为中国在军事、经济与制度上的失败，让中国渴望学习外来文明，但这种学习转化成某种迷信；但是它内心的骄傲与愤懑又时时涌现出来，变成不切实际的自我安慰和满足，去美化现实。
历史不重复自身，却充满了平行线式的相似。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关于中国拯救世界的说法风行一时。在这种群体性的迷惘中，中国散发出特别的诱惑。它强大的政府力量被视作深谋远虑，它的社会主义标签被理解成可以给普通人提供保护，它曾经被诟病的封闭的金融市场，如今则免除了传染性的恐慌……它变成了一块希望之地。
欧盟主席巴罗佐与法国总统萨科齐都敦促中国在为解决这场危机而做出重要贡献；《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大卫·伊格内修斯在十月十六日写道：“在2008年的大恐慌中，我们都要面对一个现实是，没人希望站在市场的刀刃上过活。我们需要资本主义经济所独有的活力和灵活性。但我们也需要保护——个人在市场崩溃时能保护我们和家人的安全网。”他认定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提供保护的国家，宣称“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而中国经济学家余永定或许代表了很多中国知识精英的感受：“美国曾是中国的榜样，但现在它出了这么大的麻烦，我们要再思考。”
这场危机被形容成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终结。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民主政体和自由市场，被视作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两大支柱。因为布什政府傲慢，它在伊拉克战争上的虚伪与失败，民主的魅力已经大打折扣，而华尔街的失败则使自由市场的理念遭遇重创，“人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口号已经开始流行。
梁启超短暂的个人陶醉没能持续多久。欧洲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的成功。一九一九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悲剧的一年，即使中国是战胜国，它似乎也对自己的国土无能为力，青岛差点就从德国手里转到日本名下。而在整个二十年代，让外来者罗素陶醉的西湖边轿夫的笑容掩饰不了社会的空前失败，战乱、腐败、饥荒、失序，困扰着中国，如果你稍加留意，它并不比战后动荡的欧洲更好，只不过中国人更习惯忍受这些折磨。欧洲的失败，也加剧了中国价值观的混乱。十月革命后的俄国魅力的陡然升起，日后将中国引上了一条更加悲剧性的道路。
二零零八年的中国，已与一九一九年，不可同日而语。它获得了独立，也强大、富裕得多。但相似之处也很多。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缺乏内在目标的摹仿者，都处于巨大的转型时期，都面临着种种观念的混乱。那时的中国学习欧洲，科学与民主，像是两面旗帜，但是整个国家对它们的理解仍停留在口号的程度；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是美国的摹仿者，民主与自由市场是它的标志，同样的，我们对于它们的理解，既片面又浅薄，充满了工具主义的色彩，伴随着国际风潮的改变，要么是不加分析的崇拜，要么是厌弃。
梁启超将一次世界大战，视作西方推崇的科学上的失败，是代议制政体的失败，用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这些简单的符号来形容欧洲国家。但事实上，近代欧洲精神与体制，却并未随着大战而终结，它仍有力的支配着二十世纪，并先后战胜了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而此刻呢，被贪婪、欺诈劫持的华尔街，不值得信赖与同情，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并非是自由市场的问题，而是它缺乏制衡的政治与社会力量。我们看到伊拉克民主进程的挫败，陈水扁的丑闻，将之归结于对民主制的怀疑，却经常忘记了独裁体制的危害更令人惊恐，民主新政权也同样经常受到昔日幽灵的影响。
那些过分赞誉中国制度的美好的论断，多少像是梁启超在九十年前鼓励中国青年拯救世界的呼喊一样，对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困境视而不见。中国金融体制充满漏洞，只不过它从来掩藏在权力的保护下，所以黑洞没有爆发出来；中国高额的失业率，普通人缺乏经济保护，只不过中国人更习惯这一切，更容易忍耐……
如果，你在中国的普通地方生活过，你就会知道，什么才是危机中的生活。正令西方人抱怨不已的生活质量的下降、对未来的恐慌，和它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以为此刻的中国能给世界提供某种全新的可能，这多少像是梁启超“等你来超拔”的呼吁，它给予我们自我麻醉式的快乐，却引入了更深的误解。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正充斥着对美国危机和台湾丑闻的报道，它们像是我们对自身困境的一种巧妙的回避。被垄断权力所干涉的市场，缺乏民主监督的政治体制，仍是这个国家主要悲剧的来源。